[2]刘宇琼、余少祥：《国外扶贫立法模式评析与中国的路径选择》，《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第93-104页。

对成文法体系的完善及法典的实施来说，先例不可或缺，夫非例律并行不悖，律非例不行，例非正律不著之的据(71)。其各罪科法，原分首从，余人、亲疏、上下、尊卑、伦序、同姓、异姓、老幼、废疾、骂疾、监守、常人，并物之贵贱，轻重，赃之多寡、分否以及事情之大小、同异(70)，这些都会导致情之差异，都必然要求精确对应妥当之量刑，由于法典的高度概括与抽象，也必然需要先例的辅助。

法典作为兼具学理性、系统性、确定性、一致性的成文法的高级形态，较之一般的成文法，其统一步调、统一行动的特征更为明显，既满足国家统一法制之目的，也迎合了民众对行为后果可预期及由此产生的安全感的需求，期望法典编纂的人们，是那些深受法律模棱两可和不公开性之苦的人(11)。将刑事法典与非刑事法典分开编纂，固然是法律理论进步之展现，但从深层次看，亦是古代中国立法者对法律本质与功能固有认识所决定。纵然得意忘形，亦未为不可。其所以能占四大法系之一，而粲然有声于世界者，盖有由也。要充分汲取先王圣贤的治理经验，斟酌得失，融会贯通。

作为法律形式的律、令，在先秦时期即已产生。固然，西汉中期开始的法律儒家化最终演变为将儒家经典内容及精神贯彻于立法过程之中，由此产生了儒家化的律令法典。首先，它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骨干工程。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以尊法、学法、用法、守法、护法为干部群众共同的实践要求。因而，两者既有互动又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一旦处理不好，维护法治权威与推进改革之间必定有所折损，将会严重阻碍我国法治化进程。在工作机制上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是确定了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并以此总揽全局，牵引各方，使各项工作协同推进。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政治优势，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法治社会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长期任务和基础工程。本文刊于《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4期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栏目（第1-22页），原文22000余字，为阅读方便，脚注从略。

宪法是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经验基础上制定和不断完善的，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通过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是推动整体事业发展的关键，整体推进也为重点突破统筹协调，创造突破的条件。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又要坚持制度创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

运用法律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的行为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发挥最大优势效应。

三是严格依法制裁违法行为，坚决改变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树立法律的权威。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回答了全面依法治国的缘由和理据，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实践要求，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全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的诉求，切实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对侵犯人民合法权益的行为，要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法治的基本价值追求。凡是涉及行政权力的扩张、公民权利的限制和公民义务的增加，尤其是某些基本义务、权利的增减，均属于重大改革范畴，必须有法律授权，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三要在守法中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为权力运行的实践要求。

正确处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关系，事关党政关系、政治与法治关系、党的领导与法治建设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创性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个鲜明特色。回眸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决摒弃人治思维，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行稳致远。

法治体现道德理念、法律对道德具有促进作用，道德滋养法治精神、法律实施需要道德的支持。必须通过四个善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公正司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保障。二是立法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

必须坚持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权责统一，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党政负责和各方协力的密切配合既有助于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统一集中领导，实现党在建设法治中国方面的统一部署和高效决策，又有利于地方切实履行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将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法治中国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又要着眼长远，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促进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长期性制度保障。

行政权具有扩张性，只有依法行政，才能行政权始终为人民谋利益。重点突破以问题为导向，精准抓住工作重点，集中力量获得突破，然后以点带面，促进整体推进。

由此，处理两者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法律为改革让路，而是在改革与法治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既维护法治权威又助力深化改革，做到改革与法治同步推进。二是正确处理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最后，公平正义是相对的，其实现程度既受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也受个体差异间的影响。我们要不断总结和运用法治的本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实践问题，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不断丰富和发展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只有坚持学习借鉴与本土创造融会贯通，才能保持法治建设的中国特色和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健康发展。之所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一是历史的选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五个子系统环环相扣。要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确保国际秩序公正合理。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党和人民长期探索的经验总结。

要求以党章为依据从严治党、以宪法为依据治国理政。历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选择提供了经验参照和法治传承，必须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

本土创造要求从我国实际出发，构建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确保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得到贯彻落实，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要确保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无一例外地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